文：李智良


Man is a transitional being. He is not final. ---Sri Aurobindo 1968年二月，124個 國家與印度23邦的青年代表，分別把採自所屬國家的泥土，帶到南印度朋迪榭里（Puduchery）東北，距離孟加拉灣僅五、六公里的紅土野地上，在五千多人的見證下，把這些泥土和一份憲章放進一個大理石甕裡，成為了體現「人類合一」夢想而建的曙光村（Auroville）中心地基部份。[ 曙光村（Auroville）另有譯作「阿羅新村」、「曙光之城」。出席這個奠基禮的代表，其中就有因為「六日戰爭」與「文革」，關係變得極為緊張的敘利亞、約旦、以色列，及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西藏等地。當時西藏的代表是印度達蘭莎拉的流亡政府，他們放入那個大甕的是喜馬拉雅山上的鹽，而不是土壤，因為流亡政府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感召人們把一切繫乎宗教、種族、階級的歧見，如撒一把土般放下，曙光村的憲章是這樣寫的： 

1) 曙光村不屬於任何人。曙光村屬於整體人類。但是要居住在曙光村，他/她必須願意成為神聖意識（Divine Consciousness）的服務者。
2) 曙光村將是個永續教育、持續成長、永不老去的地方。
3) 曙光村希望成為過去與未來的橋樑。運用從無到有與內在的探索，曙光村將勇敢的躍進去體現未來。
4) 曙光村將會成為物質與靈性研究的場所，成為活生生的實際人類合一的示現（a living embodiment of an actual Human Unity）。[ 曙光村憲章的不同譯本，見：http://www.auroville.org/vision/charter.htm ]

那實在是個滿有「理想主義」的計劃，試想像，二千多人住在一起，不分種族／國籍，沒有物業產權，每天工作五小時，工作不再是以勞動謀取生計的手段，而是「表達自己，發展潛能，此同時透過工作服務群體，而群體亦為每個人供予賴以存活的條件與工作的場域」；每個人同時都是彼此的生產者，教育者與學習者，助人以自助，「人類競爭的本能只會用以克服窮因和苦難的根源、克服其自身的軟弱與無知．．．．．．精神的需要與對進步的關注，優先於欲望與情感之滿足、或歡愉與物質享受的追逐」，簡言之，即社會關係的根本轉向：「人與人的關係不再是基於競爭和衝突，取而代之是基於一種把事情做得間更好、合作無間的互相效法關係，手作足同心的關係。」
曙光村的理想，實與今日所謂「全球化後資本主義時期」疲於奔命的生活方式完全悖反，可是「理想」與「現實」畢竟是互相辨証的：如果一個「理想主義」計劃，從慨念階段實踐至今已經橫越風風火火的二十、廿一世紀，奠基四十二年來不停有世界各地不同範疇的先行者為了「同一個夢」參與其中，我們還可以只侃侃而談它的「理想主義」，說它不符現實嗎？


印度獨立自由戰士／聖哲的夢

曙光村建村的概念，源自印度聖哲奧羅賓多（Sri Aurobindo 1872-1950），有修習瑜珈的人對這名字不會陌生，沙吉難陀大師（Swami Satchidananda）始創的「整體瑜珈」（Integral Yoga），很多理念與修習原則，實際上就是源襲自奧氏1914-1921年間寫成的《The Synthesis of Yoga》及其與生徒的書信錄。奧羅賓多生平充滿傳奇色彩，從積極投身政治，為印度獨立奔走、涉嫌策劃「恐佈襲擊」下牢，隱退於朋迪榭里，潛心修習瑜珈，成立道場，追求超越一切現世政治的精神覺醒，曙光村的建村的構想與此不無關係。
被稱「自由戰士」（Freedom Fighter）的奧羅賓多，七歲就被醫生父親送往曼徹斯特唸書，不要他受印度文化或任何宗教的薰陶，希望他能回國成為殖民政府的高等文官（Imperial Civil Service, ICS），然而當奧羅賓多考獲ICS 資格，也考進了牛津大學、唸了兩年書以後，卻決定不想為英國人服務，回國後到了西印度瓦都達拉(Vadodara，前稱Baroda)的邦政府工作，當過測量、稅務和Gaekwad皇族的土邦[ 英人統治下，與本土皇族分治的代理政權。]秘書工作。此後十餘年間，奧氏成為了與父親冀願恰恰相反的人，套用精神分析的學說來講，可說是一種「弒父」[ 據說奧羅賓多回國之時，因為消息錯亂，他的父親Dr. Krishna Dhan Ghose 以為兒子坐的船在葡萄牙對開海域沉沒，原本健康不佳的Ghose 因而悲傷至死。當印度於1947年8月15日獨立，奧羅賓多指出他亦是生於8月15日，認為兩者不是純屬巧合，而是「最高的真理」藉助他的一生所作向人揭示。]：他沉迷學習印度文化，自學梵文、印地語和孟加拉語，還因為太專注這些而疏忽公務，被調遣到Baroda College 當法文教師，期間亦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更重要的是，奧羅賓多待在瓦都達拉期間，經常因為公務出訪孟加拉和中央邦（Madhya Pradesh），認識了英人稱之為「印度騷亂之父」的Bal Gangadhar Tilak和Niralamba Swami等反殖運動重要人物，其中Niralamba Swami 更是由奧氏安排到軍隊接受軍訓，再送往孟加拉組織反抗組織。雖然礙於公職不能作太多政治表態，奧氏亦曾撰文批評當時的國會面對英人態度軟弱，無力領導印度人民。
孟加拉分治期間（1905-1911）是奧羅賓多在政治上最活躍的時期，被調遣到加爾各塔的他經常往返孟加拉，見証了當地（不論是信仰回教或印度教）的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決心與迫切性，在胞弟的連絡下，與Bagha Jatin、Jatin Banerjee等武裝革命分子交往甚密，也在孟加拉協助成立大大小小的青年會，為他們作武鬥和心靈培養的準備，並加入國立教育局（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籌建一所「以國家路線及由國家管理，為廣大民眾提供教育的」國立大學（即今日的Jadavpur 大學），以抵制英人的孟加拉分治，後亦因主編英文報章《Bande Mataram》，被控以印行煽動物品而被捕，成為強硬獨派的代表人物，主張印度必須在政治上全面獨立於英人支配。到1907年國會全面分裂以後，奧氏繼續在浦耶、孟買和瓦都達拉等各處演說、聯絡不同團體，爭取印度立國的支持者。到1908年因涉嫌策劃「阿利波爾炸彈案」（Alipore Bomb Case）再次被捕，單獨囚禁候審，一年後獲釋，其後奧氏亦分別創辦了一份英文、一份孟加拉語刊物，被英人多次以言入罪起訴，到1910 年奧羅賓多退出政治，搬到朋迪榭里，轉向精神領域的修練，並於該處認識了Mirra Alfassa（1878-1973）。


超越政治而不是迴避政治

提到曙光村，大部份到過該處回來的人會強調它的靈性層次，每以一種到過大黃金球（Matrimandir）內室默想、「心靈洗滌」的經驗，闡釋曙光村的可貴與不可多得，囿於形上，感動而不足轉化成生活方式的省思與具體實踐，是一種小資式的移情，無法充分呈示曙光村的及其「人與社群」組織方式或指導原則與「現實社會」接軌的可能。不錯Auroville的字根「Auro」取自奧氏的名字Aurobindo，是指光，或曙光，而「光」在奧氏的深奧哲學中，更是「神聖意識」（Divine Consciousness）顯露的形態，但，唯有梳理奧氏的生平，我們才能了解曙光村之所以以此形態出現的原因在哪。奧氏深刻體會到，以國族國家（Nation State）、國土主權為框架的政治，並不是印度人民以至人類前途的答案，的確，奧氏見證了印度從英殖統始下獨立，但這個歷史過程中，基於宗教、語言和所謂「民族」的劃分，也促使印度大陸的人民分斷。巴基斯坦以宗教立國，孟加拉（Bangladesh）由語文運動啟程立國之路，本身卻是一部血淚寫成的流徙史，以至印度的查漠和克什米爾邦（Jammu & Kashmi） 、接壤巴基斯坦的旁遮普地區（Punjub）的持續「內亂」與「分離主義」，無不歸因於「國族國家」的內在殖民性。印度獨立之日，奧羅多賓發表全國電台演說，念茲在茲的，是印度大陸人民的團結、以至整個亞洲人民的復興與解放的必要，而且他提出世界的團結合一將成為人類前境的外在基礎，一種「國際的精神」像會由「放棄軍事力量的國族主義」所催生。
從籌募經費，覓地收購，具體指導著曙光村的籌建工作的Mirra Alfassa早就指出，曙光村並不是一項宗教實踐，也極力排除政府對曙光村的影響，這位曾為奧羅賓多成立道場（Sri Aurobindo Ashram）、奧氏稱之為「神聖母親」、「Shakti化身」的曙光村創辦人，過世前依然重申，「曙光村是為那些想過神聖生活（a life essentially divine）但放棄所有宗教的人而設的──無論是古老的、現代的、新興或將來的宗教。」甚至，當被問到曙光村會有一種怎樣的政治組織，The Mother 非常巧妙的答道，那是一種「神聖的無政府主義」（a divine anarchy）：「人類必須要意識到自己的精神存在（psychic being），摒棄規則與法律，自然而已的組織起來，那就是理想。為此，人必須和自己的精神存在接通，聽由它的指引，源自自我（ego）的一切威權和影響必須消失。」[ http://www.auroville.org/vision/maonav_selected.htm ]


實驗社群與聚落

實在，當年荒蕪一片的野地，經過曙光村「村民」和歷年的訪客的協作，栽種了二百萬棵綠樹，水土流失的防治工作亦漸見成效，成為一片綠洲，1983年成立的The Auroville Village Action Group (AVAG)  積極組織附近的塔米爾村落，修建水喉，為殘障或失學的兒童提供教育，協助婦女脫貧及發展社區本位的小形經濟。Earth Institute 則定期為印度和各地的工程師、建築師、志願者舉辦課程，講授就地取材，與當地人生活條件適切，低成本、抗天然災害的建築方法和土木工技術，並在水力／風力／天然氣等可再生能源的具體應用進行研究，這些研究成果，不單用於曙光村的建築項目，這些項目的人力與技術資源不單同時投入在附近的塔米爾村落以至朋迪榭里的學校、社區建築的建造計劃，也投放於協助南亞海嘯重建，更直接啟動印度新德理、以至沙地阿拉伯的類似項目。另一個著名的Sadhana再植林計劃 ，則是以志願者為基礎，一方面讓志願者學習接近自然，低碳消耗，對自然環境生態破壞最少、對動物不施虐、善用水資源的小集體農耕生活方式，同時為 Sadhana生態的恢復作出努力。
是以，曙光村永遠是「實踐中的理想」，離原來居住五萬人的構想差遠矣，卻是以類似的小群體連結而成的，無論是聘用南亞海嘯影響戶的「社會企業」，或是在曙光村裡經營的旅舍餐廳，或是各式各樣自由加入的小組式身心靈修練、創作與勞動， Sadhana樹林的「生態村」或是、自六十年代起陸續成立的大小農場、合作社與農業貸款計劃，抑或各種以「可持續發展」原則指導的社區實驗、教育計劃，都貫徹一個原理：平等，也就是勞動／生產關係的趨於平等，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趨於平等。

[曙光村創辦人Mirra Alfassa，〈A Dream〉，見：http://www.miraura.org/aa/av/av-dream.html]

延伸閱讀： The Continuum Concept. Jean Liedloff. Penguin, 2004 奧羅賓多著作（網上版）：http://www.sriaurobindoashram.org/ashram/sriauro/writings.php Polis Project on Ecological Governance：http://www.polisproject.org/researchareas/urbansustainability